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麒麟老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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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 
 

引用 郑永年:中国的经济特区解决了什么问题?   

2013-11-05 20:19:5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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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在任何国家,正是因为内部改革,总会面临强大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,通过外部因素的压力,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。当然,对外开放并不仅仅狭义上的向其他国家开放,而应当理解为对所有体制外的利益开放。因为导入外部利益因素,内部利益就很难控制。具体说来,中国的对外开放,至少缓解甚至解决了如下三个重要政治问题。
 
  第一是意识形态之争。近代以来,中国因为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负,经济特区会不会成为昔日的“租界”和“殖民地”?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毫无道理,但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。解释不好经济特区的性质,它就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,从而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形式。因此,当时的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表态。1981年7月,中共批转的《广东、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》明确地提出:“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,不是政治特区。特区内全面行使中国国家主权,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、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,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、利用外资、引进技术、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。对中国来说,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、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、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,是为两省甚至中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。”
 
  另外一个意识形态问题,产生了特区到底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疑问。这个问题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有争论的。1992年邓小平在“南方讲话”中三个有利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 
  物质利益是进步的主要动力
 
  第二,特区解决了一个物质利益驱动改革的机制问题。诚如马克思所说的,物质利益是驱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,实际上,物质利益也是驱动内部改革的主要动力。
  
  民营企业“走出去”更有效
 
  第二阶段是“接轨”概念指引下的开放,主要是19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。“接轨”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。“接轨”来自两方面的动力。从外部来说,是来自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要求。如果要加入这些组织,就必须改革国内现存的体制。从内部来说,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,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。特区在这个过程,同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。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,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“接轨”。实际上,在很多方面,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。“接轨”创新或者改善了特区的体制,而特区体制又转而在国内产生扩散和复制效应。
 
  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的“走出去”阶段。中国现在“走出去”的主体,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,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。第三,特区也解决了一个如何吸引各国“最优实践”(best practice)的问题。在特区之内,不仅不同方面的最优实践可以学,而且也可以根据需要,自己来组合不同的最优实践。中国的很多方面的体制创新,尤其是经济体制,都是先在特区实践,这本身就表明特区在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地位。
 
   “请进来”就是把自己的国门打开,让外资和外国技术进来。“请进来”,也就是原始资本的进入,这一步非常重要。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。在80年代,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、澳、台的华人资本,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。欧美资本的进入,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之后。
  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,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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